文章观点

我们彼此不是仇敌，虽然大选胜负已分。但是这个胜负是候选人的胜负，不是你我之间的胜负。你选对了，并不意味着你胜了；你选错了，也从不意味着你败了。因为民主的真谛是在思想的碰撞之后，大家还能一起携手前行。我们共同的目标是这个国家的稳定和繁荣。有些朋友可能心有不甘，参加合法的游行表明自己的心声，这是宪法赋予你们的权利。我们彼此不是仇敌，我们共同的敌人是暴力和社会失序，一旦这样的事情发生，不管施暴者是哪个种族，不管受害者是哪个种族，不管你我政治理念是哪个阵营，我们基本的人身安全将不能得到保证，理念也将无从谈起。我们共同的敌人更是可能藏在我们内心里的魔鬼，“我倒要看看他会把这个国家搞得多烂”（不！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团结应对那些可能的坏结果，一起建设这个美好的国家）或者是“他做的一切都是好的，建制派是当被清算的”（不！如果失去异见者，社会将会快速走向独裁）。这些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旅美华人当中，在主流社会也同样存在。 我们彼此不是仇敌，虽然我们观点不同。在民主的社会里面，我们本当彼此包容、彼此相爱，接受这个世界思想的多元化。我们所爱、所包容的不仅仅是我们平常接触不多的弱势群体，也应包括我们身边与我们意见不那么一致的朋友。当看到一些认为自己选对总统的朋友对另外一些正常发言的朋友，只因政见不一，就直接口吐“滚”字的时候，我无法不表示愤怒。当我看到一些朋友闭目塞听，不愿意倾听其他人的意见，而直接给对方下“极左”、“极右”、“川粉”、“希粉”标签的时候，我无法不表示担忧。我们彼此不是仇敌，我们共同的敌人是彼此的隔离，即使知道对方意见与我们不一样，也不愿意了解、不愿意倾听，直到不愿意沟通。一个思想彼此隔离、相互打标签的社会，就算现在隐忍，也将是一个随时会爆发冲突的假平衡。我们共同的目标是，彼此倾听，即使观点不同也能彼此尊重，一起打破隔在我们心中的政见之墙。这些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旅美华人当中，在主流社会也同样存在。 我们彼此不是仇敌，虽然我们认定的事实甚至都有所不同。我们当谦卑自己，承认自己并不掌握完全的信息，我们都无法保证自己所相信的就一定是真的事实。所以我们不能简单地嘲笑对方对事实缺乏了解，然后直接把对方归类成“信谣传谣者”、“阴谋论者”、“占据道德高地的伪君子”。媒体已经在反思，当他们出于一些自己的观点，不去报道一些事实的时候，民众在失去对他们的信任之后，会用他们自己的“方式”去获取事实，而这些获取事实的方式往往泥沙俱下，常常又会失去对方的尊重。我们彼此不是仇敌，我们共同的敌人是信息的被加工、不透明以及我们自己对事实的选择性获取和轻信。我们共同的目标是，通过自己的参与，能够获取自己体验的第一手资料，还能够跳出自己生活体验的束缚，尽可能客观地做出对事实的判断。比如，做过投票站义工的朋友，对于一些投票作假的谣言抵抗力相对就比较强，因为有自己亲身体验的事实作为判断真假的根据。比如，搜集过twitter大数据的朋友，对于选前媒体的民调数据就有很强的免疫力，因为他知道他所收集的数据是未经他人过滤过的。这些对事实的选取问题不仅仅存在于旅美华人当中，在主流社会也同样存在。 我们彼此不是仇敌，不仅仅因为我们源自同样的祖先，更因为我们现在生活在同一片土地，我们都相信三权分立制度适合这个国家，我们也愿意一起在这里维护这个制度，警惕危害这个制度的任何可能，为这个国家的人民带来持续的自由、稳定和繁荣。 除了日常的工作和学习之外，我们都还愿意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参与这个国家的一些建设，不管是学校里的义工、HOA的board、与政界人物的联络、公益事业的参与，我们都愿意做我们力所能及的部分，我们都有心让我们所在的社区因为我们变得更好。只要大家这样坚持下去，华人社区形象的提升、这个国家的稳定和繁荣就是水到渠成的了。

很多人对美国的民主制度持认同或者不认同的态度，从形而上的角度讨论这个问题常常容易陷入无谓的争论。本文愿意从美国金钱选举这个颇具争议的细节加以阐述，希望能够给各位思考者提供一个观察分析的角度。 首先，公平的选举制度必然导致候选人对社会政治筹款的需要。官员民选当然是民主的一个重要标志。那么一个候选人，原本籍籍无名，要想获得选民的认可，除了亲自组织、出席各种选民见面会以外，还必须要有资金能够在报纸、电视、各种新兴媒体上面给自己做广告，可以想见，这些资金的需求是相当大的，常常是数以百万计。所以允许政治捐款，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相对穷的人如果愿意，也可以跟相对富的人一起同台竞争，并且相对公平。否则，选举必然沦落成为富人之间的游戏。 其次，为进一步保证穷人、富人获选机会的公平，会有很多细节的法律条款。以圣地亚哥为例（链接见本章最后），每个人每次选举最多只能给市议员候选人捐款$550.00；任何公司（个人独自拥有的公司视同个人以外）和组织都不得给候选人捐款，等等。这些都被选民广泛接受，并且是受独立于民选官员之外的法律体系监管，即立法议员的选举，由政府具体负责实施，法院负责接受相关诉讼独立判案，这就是“三权分立”在选举这个事务上的具体体现。 https://www.sandiego.gov/ethics/faqs/contrib#contrib4 最后，为了确保大众的有效监督，所有政治捐款必须是透明的。比如圣地亚哥历年竞选的捐款数据，都可以在这个网站上（个人筹建，数据来源是San Diego City Clerk）查到。 http://data.inewsource.org/campaign-finance/?query=&contribution_date=2016&committee=RAY+ELLIS+FOR+COUNCIL+2016&contributor=&contributor_employer=&contributor_occupation=&q=Search 所有国会议员候选人的捐款都可以通过这个链接查到。 http://www.fec.gov/finance/disclosure/disclosure_data_search.shtml   所有以上的措施都是为了避免富人通过金钱的方式轻松胜选或者操控某一位候选人。那么，以美国富人的聪明才智，会不会有人耍小聪明，试图绕过这些法律法规另辟蹊径呢？答案当然是有的。在这里稍微列举加州最近的一个例子。 加州第七选区国会议员Ami Bera（D-CA-7）的父亲Babual Bera（第一代印度移民），五月份正式在法庭认罪，承认在两次选举中，通过找不同捐款人、给他们报销捐款的方式，从自己的账户给他儿子捐款$225,326.00。也就是说，虽然他自己本人碍于法律限制，不可以捐超过$2700，但是他通过把自己的钱给路人甲乙丙丁，然后路人甲乙丙丁再捐款给他儿子的方式，给他儿子捐了$225,326.00。这样的行为也是严重违反选举法的！但是，请注意，因为这个操作都是以Bera父亲的名义操作的，所以国会议员Bera本人目前仍然是毫发无损。 http://www.latimes.com/politics/la-pol-sac-ami-bera-father-campaign-money-20160510-story.html 还有没有更聪明的，没有任何人违法还能从富人那里获得更多捐款的方式呢？也是有的，而且这个例子就与圣地亚哥本地的国会议员Scott Peters（D-CA-52）有关，也与前面提到的国会议员Bera有关。先看下面的链接，里面还有一段有趣的视频。 http://www.sandiegouniontribune.com/news/2016/jul/12/donation-swapping-peters-bera/ 这个操作说起来也很简单，就是国会议员当中家族比较有钱的几个家庭互相捐赠，比如Bera的父亲给Peters的选举捐了多少钱，没多久Peters的岳父岳母就会给Bera的选举捐同样数目的钱。只要这样的“土豪1+1”结对多了，Peters的岳父岳母（超级富有家庭）就可以合法地给Peters捐款超过$2700，基于目前的公开信息，目前已经确定的这种“土豪1+1”式捐款大概有21笔。 那么在法律没有办法“惩罚”这样的明显不诚实、破坏选举基本理念的行为的情况下，这些政客是不是就可以躲过一劫呢？这个时候，选民对选举规则、政客道德的要求就会发生作用。相信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在下一次选举中，必然会用选票把这些不诚实的、肆意破坏选举公平规则的政客选下去，比如前面两个例子中的Ami Bera和Scott Peters。 正因为有不少这样的富人试图依靠金钱占据选举优势的例子，为了不让少数富人左右选举结果，对于普通选民来说，对自己支持的候选人做必要的政治捐款，就成为必然的选择了。普通选民的政治捐款可以起到两个作用，一来是从经济上帮助候选人，二来是给候选人一个信号，那就是这个选民会投那个候选人的票，这样也可以帮助候选人根据其支持者确定竞选方案。2008年的奥巴马总统就是运用大量选民小额捐款逆袭成功的经典案例。

华人到底是不是一盘散沙？ 这次220全美大游行，总计约有10万人左右走上街头，为Peter Liang发声，因此很多观察者认为华人不再是一盘散沙，已经开创了团结的新纪元。同时，又有很多观察者看到在这次事件中，有无数的不同意见，甚至是根本相反的意见，又同时在宣称华人仍然是一盘散沙，无法团结。而游行结束之后，照例又是各种谣言、攻击满天飞，并且为Peter Liang设置的捐款基金似乎还是没有找到让各方认可的方法。那么华人到底是不是一盘散沙呢？   什么是一盘散沙？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要给“一盘散沙”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义。即，到底什么样的状态是“一盘散沙”？ 有人认为，只要对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看法，就是“一盘散沙”。如果按照这个定义，观察其他族裔在相同事情上的看法也都有所不同，那么其他族裔也都是“一盘散沙”吗？再说，美国既然是一个民主社会，每个人都应该有表达自己自由观点的权利，不同的看法岂不应该是常态吗？所以这样的定义显然是有问题的。 经过几年的草根活动实践，以及对主流社会的近距离观察，我们圣地亚哥亚裔平权会认为，所谓“一盘散沙”是一种状态，即当我们华人这个群体里面有人遭遇意外情况的时候，当事人在绝大部分情况下没有渠道找到最优资源帮助他处理这个意外；而当事人周边的人虽然有热心，却没有足够的经验帮助他处理好；再远一些的人则因为信息的不透明，常常因为害怕被骗而无法放心大胆地去帮忙。绝大部分情况下，当事人在遇到意外后，要么自己选择忍气吞声，要么即使努力抗争也无满意结果，这样的事实常常会令整个族群感到非常无助。 为什么这次在短短一周时间内，就有近10万华人走上街头？是大家集体无意识吗？我们相信不是，走上街头的绝大部分人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有思辨能力的自然人及其家属。正是因为有排华法案的大背景；有最近纽约华人小女孩被撞死，司机却被判无罪的案例；有华人外卖郎被流氓bully却不敢报警的案例；有华人孩子要为升学付出极大心理代价还要被别人带nerd帽子；有华人科学家被诬指为间谍，虽最终无罪释放却仍然蒙受不公；最近又有奥斯卡颁奖礼上黑人对亚裔的歧视语言电视台依然正常播出；所有这些都给了我们整个族群一种无力感。Peter Liang此时的判决将这种集体无力感点燃，所以我们有了声势浩大的220大游行，并最终引起主流媒体的注意。 所以我们对“一盘散沙”的定义是，整个族群遇到意外事件时的集体无力和无助的感觉。本系列后面的解决方案就是针对这个定义来展开的，若是您不认可这个定义，本系列后面的文字对您来说就是废话，基本就可以略过不看了。   什么样的状态是理想状态？ 在“一盘散沙”的定义明确为“整个族群遇到意外事件时的集体无力和无助的感觉”之后，那么什么样的状态是我们目标的理想状态呢？这将有助于我们每一个人确定我们努力的方向。请注意以下论述仅基于在美国华人的经历，并不适用于其他一些国家和地区。正是由于美国的法律法规制度相对完善，使得民众有渠道表达自己的权益与关切，才有后面的一系列思考。 我们认为，当有意外事件发生时，意外事件的当事人如果能够立即找到他所信任的political organization（政治组织）寻求帮助，这个政治组织能够有经验迅速帮他找到可以求助的资源，这个政治组织并且有能力、有口碑可以在本地、本州乃至全国范围内取信本族群，在你展现所知全部真实的情况下，让大家自行判断，持相同观点的人可以放心予以各种形式的帮助；持不同观点的人可以对这件事情本身持不同甚至完全相反的意见，但却不至于对组织者的意图产生不良揣测和联想。这个政治组织因而能够集中本族群的优势资源帮助当事人处理意外，并取得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可能情况下的最佳结果。 简单地说，如果有这样规范运作的本地政治组织，在本地能够取得大家的信任，与全国其他各政治组织有联结，与本地政界、法界有联结，遇到意外事件的时候有意愿为当事人效力，有能力集中本族群的优势资源为意外事件当事人提供帮助，那么相信我们族群的每个人都不会再觉得我们自己是“一盘散沙”。圣地亚哥亚裔平权会正在向这个目标努力，希望能够成为这样的一个能取信于华人社区的政治组织。   组织 vs 个人 在这次游行总结中，我看到不止一个城市的游行组织者自豪地声称，这次游行完全是草根义工发起的，没有任何组织介入。看上去很美，似乎高科技可以解决一切问题。但是仔细想想，这真的是好事吗？ 这次游行大家都投入了极大的热情，在有同样目标的情况下，效率是惊人的，咱们华人又有着做事就会做完美的优秀传统，所以在集体热情爆发的情况下，即使没有有经验的组织参与，我们也可以表现得很完美。 但是个人行为最大的问题就是机制上难以持续。客观上每个人都有家有口，有现实的生活需要，当激情退去，毕竟是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要继续，没有义工之间相互的鼓励，常常也就慢慢淡出了。当下次事件发生的时候，有些义工不一定会出现，不光是老义工的经验无法传承，而且对于外界来说，也不知道如何相信这一批新的义工。更何况这一批义工如果是第一次相互配合，光是度过相互之间的磨合期就需要一段时间，所以我们看到一些地方的游行组织者光是争论标语、无法决策就花费了大量的精力。 因此，政治组织的价值之一就在于，在日常运作过程中义工之间可以建立相互的信任、形成民主议事机制、传承经验。这样当有突发事件来临的时候，这个政治组织就可以迅速整合内部力量，发挥作用。这部分是政治组织对内的意义。 一个正规政治组织的意义还在于，其能够根据美国的法律法规，形成规范化、公开、透明的财务制度，需要募捐的时候说得清理由，募捐方式经得起时间考验，义款用途公开透明且符合捐款人意愿。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本族群有捐款意愿的同胞的热心，才能集中族群的财务资源帮助真正有需要的人。 政治组织存在的另一个重要意义就是对外的资源整合。在政治组织存在的情况下，即使在没有大事件发生时，政治组织也可以对外建立联系，包括与法律界的联系、与本地政界的联系、与全国其他华人政治组织之间的联系等等。尤其是在与政界联系的时候，当你是以一个大型政治组织中的一员与他们联络的时候，你受重视的程度明显高于你只代表你自己的时候，你也更容易把华人社区的声音传递给政界。 那么为什么华人对政治组织、团体显得这么深恶痛绝呢？后面将从我们一些常见思维误区开始，说明一些华人政治组织团体为何不能赢得大家信任的原因。正是这些思维误区，导致我们陷入了“一盘散沙”的困境而无法自拔。   政治组织的运作： 前面介绍了为什么我们华人需要有自己的政治组织。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人们常常对政治组织有不自觉的排斥感，所以应该怎样运作一个本地政治组织才能取得华人的信任，这就成为当前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圣地亚哥亚裔平权会根据近两年的运作，整理几个基本要素列举如下：   1，有一个清晰可循的章程(Bylaws)： 在章程中需要清晰写明本政治组织的目标以及组织形式。章程就类似于一个组织的宪法，组织中的每一个成员（包括founding members）都应在此宪法所定义的范围内加以运作。 章程以及对章程的尊重与否常常是外人了解这个组织运作的第一个窗口，如果一个组织希望有更多的理性的朋友加入，规范的章程是必不可少的。笔者所在的亚裔平权会，在试图邀请一位朋友加入时，这位朋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的章程是什么？这位朋友在了解平权会的章程、并近距离了解平权会的运作之后，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决定按照章程申请成为平权会的理事。 在尊重章程的同时，组织所有成员也应有在绝大多数同意的情况下修改章程的灵活性。因为我们绝大部分人都是第一次运作一个非盈利组织，初期制定章程时的一些小失误在所难免，所以章程中需要有规定会员投票对章程进行修改的灵活度。 一个好的章程也能够帮助组织会员在组织内实际参与民主事务、进行民主运作、投票决策。对于组织成员来说，有了章程的帮助，民主不再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一个具体的可操作、可积累经验、与美国其他团体之间可相互借鉴的运作方式。久而久之，在一个组织运作中习惯了民主议事机制的人，就具备了去参选美国民选职位的一些基本实践。   2，透明的财务与开放的沟通： 其实这本应是涵盖在组织章程里面的话题，但是因为沟通和财务实在对一个政治组织的成败太关键，所以必须要单列出来讨论。 常常有人说，只要一涉及到钱的事情，华人就很敏感。其实这是很正常的，相信其他族裔也是一样，更何况我们看到有太多的例子，开始募捐不正规，最后款项不透明。这些都客观上伤了有热心捐款的人的心。所以作为一个政治组织，要从最开始就把透明的财务制度建立起来，不仅仅是按照非盈利组织的要求公开给IRS，还应该主动地把自己的财务状况公示给自己服务的社区，主动要求大家的监督。只要社区有任何疑问，第一时间予以解答。只有这样，在突发事件发生时，大家才能信任这个政治组织，在第一时间慷慨解囊，为需要得到帮助的人雪中送炭。 开放的沟通本来也是民主章程里面的题中应有之意，然而我们长期所受的非黑即白的教育，常常使得我们难以接受不同意见的存在，常常一有不同意见和看法，就以“破坏团结”的名义加以打压，甚至常常有人忍不住就要“清理革命队伍”。殊不知，这样的思维方式，对于一个政治组织的正常成长是非常致命的，若是一个组织不能包容不同的思维，必然在处理问题的时候不能多角度思考，容易失之偏颇。若是一个组织开始第一次清理异己，最后的结果必然是不断地清理异己，最终不是消亡就是暴政，更遑论获得社区的认同和信任了。   3，处理一切事务遵守法律法规： 作为在美国运作的政治组织，首先要建立起尊重法律的习惯，在处理一切事务的时候，把怎样做是合法的放在第一位。这是取信于社区一个很重要的内容，而且也可以在运作过程中给所服务的社区传递“法律至高无上”的文化。正是由于美国法律制度的相对完善，所以政治组织才有生存的空间，因此对法律保持敬畏是政治组织运作成功的一大重要前提。 所谓“法律至高无上”，是指我们在做事的时候当遵从法律法规。但是并不意味着一切法庭所作的判决我们就不能通过合法渠道加以发声。比如有些裁决我们可以上诉，有些裁决我们有异议的时候可以用合法的渠道发声表达这些异议，对一些我们认为不合理的法案，可以通过合法的渠道影响政界加以修改，等等。 美国的法律是一个在不同组织的推动下，不断变化、不断更新的一个开放系统，所以我们政治组织做事首先应遵循法律，并且要学会在合法的框架之内，推动法律向有利于我们族群的方向发展。这可以说是一个政治组织的核心工作。   4，积极与本地政界、法界联络： 要达到推进美国法律系统的目标，就必须要积极与本地政界、法界进行日常的联络。因为只有政界的人物才有最大的提案及投票权来制定、修改法律，所以跟他们保持联系，了解并影响他们的想法，这是至关重要的。 法界就更不必说了，当社区成员遇到一些意外事件的时候，我们首先应该寻求法律界的意见和帮助，先尽量通过法律内的渠道加以解决。由于律师的分工常常非常细致，所以日常的一些沟通、联系就很重要，可以帮助一个政治组织大致建立与律师队伍的联系，在有事件发生的时候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找到在该领域内最有口碑的律师。 在与政界保持日常联系的时候，组织成员一定要时刻保持“为本族群利益服务”的初心。由于传统教育的缘故，有些人在面对官员的时候常常会不自觉地把他们放在“父母官”的位置，甚至以与他们合影为荣，如果是这样的心态，在有事发生的时候他们能帮助本族群的利益做多少事就很难说了，因为他们会不自觉地把自己与“父母官”的“良好”关系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其实，我们应该时刻把他们真正放在一个“公仆”的位置上来进行交流，我们与他们建立互信的关系，目的是为了把我们族群的声音跟这些民选官员进行沟通，让他们在制定法律法规的时候了解到我们族群的利益需要。当“与官员的关系”与“族群的需要”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应当很自然地站在“族群的需要”这边，这样既能赢得所服务社区的信任，也可以赢得民选官员的尊重。   […]